曹一士，字谔廷，江苏上海人。雍正七年进士，改庶吉士，散馆授编修。十三年，考选云南道监察御史。高宗即位，谕群臣更番入对。一士疏言：“敬读谕旨，曰‘百姓安则朕躬安’，大哉王言，闻者皆感涕。臣愚以为欲百姓之安，其要莫先於慎择督抚。督抚者守令之倡。顾其中皆有贤者、有能者，贤能兼者上也，贤而不足於能者次之，能有馀而贤不足者又其次也。督抚之为贤为能，视其所举而了如。今督抚举守令，约有数端：曰年力富强，曰治事勤慎，曰不避嫌怨。徵其实迹，则钱粮无欠，开垦多方，善捕盗贼。果如所言，洵所谓能吏也。乃未几而或以赃汙著，或以残刻闻，举所谓贪吏、酷吏者，无一不出於能吏之中，彼诚有才以济其恶耳。夫吏之贤者，悃愊无华，恻怛爱人，事上不为诡随，吏民同声谓之不烦。度今世亦不少其人，而督抚荐剡曾未及此，毋亦轻视贤而重视能之故耶？抑以能吏即贤吏耶？臣恐所谓能者非真能也，以趋走便利而谓之能，则老成者为迟钝矣；以应对捷给而谓之能，则木讷者为迂疏矣；以逞才喜事而谓之能，则镇静者为怠缓矣；以武健严酷、不恤人言而谓之能，则劳於抚字、拙於锻炼者谓之沽名钓誉、才力不及，而摭拾细故以罢黜之矣。至於所取者溃败决裂，则曰臣不合误举，听部议而已。夫有误举必有误劾，误举如此，则误劾者何如？误举者犹可议其罪，误劾者将何从问乎？臣以为今之督抚，明作有功之意多，而惇大成裕之道少；损下益上之事多，而损上益下之义少；此治体所关也。皇上於凡丈量开垦、割裂州县、改调牧令，一切纷更烦扰，皆行罢革。为督抚者，度无不承流宣化，所虑者，彼或执其成心，饰非自护；意为迎合，姑息偷安。臣敢请皇上特颁谕旨，剖析开导，俾於精明严肃之中，布优游宽大之政。所属守令，敕於保题荐举时，分列贤员、能员，然后条疏实事於下。能员有败行，许自行检举；贤员著劣迹，则从重处分。倘所举皆能而无贤，则非大吏乏正己率属之方，即贤者有壅於上闻之患。督抚之贤否，视所举而了如矣。”疏入，上为通谕诸督抚。

　　一士又请宽比附妖言之狱，并禁挟仇诬告，疏言：“古者太史采诗以观民风，藉以知列邦政治之得失、风俗之美恶，即虞书在治忽以出纳五言之意，使下情之上达也。降及周季，子产犹不禁乡校之议。惟是行僻而坚，言伪而辨，虽属闻人，圣人亦必有两观之诛，诚恐其惑众也。往者造作语言，显有悖逆之迹，如罪人戴名世、汪景祺等，圣祖、世宗因其自蹈大逆而诛之，非得已也。若夫赋诗作文，语涉疑似，如陈鹏年任苏州知府，游虎丘作诗，有密奏其大逆不道者，圣祖明示九卿，以为‘古来诬陷善类，大率如此’。如神之哲，洞察隐微，可为万世法。比年以来，小人不识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，往往挟睚眦之怨，借影响之词，攻讦诗文，指摘字句。有司见事风生，多方穷鞫，或致波累师生，株连亲故，破家亡命，甚可悯也。臣愚以为井田封建，不过迂儒之常谈，不可以为生今反古；述怀咏史，不过词人之习态，不可以为援古刺今。即有序跋偶遗纪年，亦或草茅一时失检，非必果怀悖逆，敢於明布篇章。使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，罪当不赦，将使天下告讦不休，士子以文为戒，殊非国家义以正法、仁以包蒙之意。伏读皇上谕旨，凡奏疏中从前避忌，一概扫除。仰见圣明廓然大度，即古敷奏采风之盛。臣窃谓大廷之章奏尚捐忌讳，则在野之笔札焉用吹求？请敕下直省大吏，察从前有无此等狱案、现在不准援赦者，条列上请，以俟明旨钦定。嗣后凡有举首文字者，苟无的确踪迹，以所告之罪依律反坐，以为挟仇诬告者戒。庶文字之累可蠲，告讦之风可息矣。”上亦如其议。

　　雍正间督各省开垦，督抚以是为州县课最，颇用以厉民。一士疏言：“开垦者所以慎重旷土，劝相农夫，本非为国家益赋起见也。臣闻各省开垦，奉行未善，其流弊有二：一曰以熟作荒。州县承上司意旨，并未勘实荒地若干，预报亩数，邀急公之名。逮明知荒地不足，即责之现在熟田，以符报额。小民畏官，俯首而从之，咸曰：此即新垦之荒地而已。一曰以荒作熟。荒地在河壖者，地低水溢，即成沮洳；在山麓者，上土下石，坚不可掘；州县悉入报垦之数。民贫乏食，止贪官给牛种草舍，餬旦夕之口，不顾地之不可垦也。十年之后，民不得不报熟，官不得不升科。幸而薄收，完官不足。稍遇岁歉，卒岁无资，逃亡失业之患从此起矣。然且赋额一定，州县不敢悬欠，督抚不敢开除，飞洒均摊诸弊，又将以熟田当之。是名为开垦，有垦之名无垦之实也。兹二弊者，缘有司但求地利，罔惜贻害；大吏惟知虑始，不暇图终；是以仁民之政，反启累民之阶。臣请敕下直省督抚，凡开垦地亩，无论已未升科，俱令州县官覆勘，内有熟田混报开垦，举首除额，免其处分；如实为新垦，具印结存案，少有虚伪，发觉从重治罪：则以熟作荒之弊可免矣。新垦应升科，督抚遴员覆勘，硗确瘠薄，即与免赋；倘因报垦在先，必令起赋，以贻民累，发觉从重治罪；则以荒作熟之弊亦可免矣。”

　　乾隆元年，迁工科给事中。故事，御史迁给事中，较资俸深浅。一士入台仅六月，出上特擢。寻疏劾原任河东河道总督王士俊，疏未下，语闻於外。上疑一士自泄之，召对诘责，下吏议，当左迁，仍命宽之。一士复疏请复六科旧职，专司封驳，巡视城仓、漕盐等差，皆不当与。又疏论各省工程报销诸弊，请敕凡有营造开濬，以所须物料工匠遵例估定，榜示工作地方。又疏论州县官谳狱，胥吏上下其手，窜改狱词，请饬申禁。又疏论盐政诸弊，请毋令商人公捐，禁司盐官吏与商人交结；小民肩挑背负，戒毋苛捕；大商以便盐船阻通行水道，戒毋堵截。皆下部议行。一士病哽噎，即以是年卒。

　　一士晚达，在言官未一岁，而所建白皆有益於民生世道，朝野传诵。闻其卒，皆重惜之。

　　李慎修，字思永，山东章丘人。康熙五十一年进士，授内阁中书。迁主事，出为浙江杭州知府。雍正五年，入为刑部郎中，历十馀年，治狱多所平反。有侵帑狱，初议以挪移从末减，慎修执不可；或讽以上意，亦不为动。乾隆初，出为河南南汝光道，移湖北武汉黄德道，以忧去。服除，授江南驿盐道。引见，高宗曰：“李慎修老成直爽，宜言官。”特除江西道监察御史。疏论户部变乱钱法，苛急烦碎。历举前代利害，并言钱值将腾贵，穷极其弊。上元夜，赐诸王大臣观烟火，慎修上疏谏，以为玩物丧志。上喜为诗，尝召对，问能诗否，因进言：“皇上一日万几，恐以文翰妨政治，祈不以此劳圣虑。”上韪之，载其言於诗。尝谓慎修曰：“是何眇小丈夫，乃能直言若此？”慎修对曰：“臣面陋而心善。”上为大笑。复出为湖南衡郴永道。十二年，乞病归，卒。

　　高密李元直为御史在其前，以刚直著。慎修与齐名，为“山东二李”。京师称元直“戆李”，慎修“短李”。

　　元直，字象山。康熙五十二年进士，改庶吉士，散馆授编修。雍正七年，考选四川道监察御史，八阅月，章数十上。尝历诋用事诸大臣，谓：“朝廷都俞多，吁咈少，有尧、舜，无皋、夔。”上不怿，召所论列诸大臣大学士朱轼、张廷玉辈并及元直，诘之曰：“有是君必有是臣。果如汝所言无皋、夔，朕又安得为尧、舜乎？”元直抗论不挠，上谓诸大臣曰：“彼言虽野，心乃无他。”次日，复召入，奖其敢言。会广东贡荔枝至，以数枚赐之。未几，命巡视台湾，疏请增养廉、绝馈遗，并条上番民利病数十事。台湾居海外，巡视御史至，每自视如客，事一听於道府。元直悉反所为，时下所属问民疾苦。欲有所施措，督抚劾其侵官，遂镌级去。家居二十馀年，卒。世宗尝曰：“元直可保其不爱钱，但虑任事过急。”又尝谕诸大臣曰：“甚矣才之难得！元直岂非真任事人？乃刚气逼人太甚。”元直晚年言及知遇，辄泣下。初在翰林，与孙嘉淦、谢济世、陈法交，以古义相勖，时称四君子。及嘉淦总督湖广，治济世狱，徇巡抚许容意，为时论所不直，元直遂与疏焉。

　　法，字定斋，贵州安平人。康熙五十二年进士，自检讨官至直隶大名道。讲学宗朱子，著明辨录，辨陆、王之失。莅政以教养为先，手治文告，辞意恳挚。既久，人犹诵之。

　　胡定，字登贤，广东保昌人。雍正十一年进士，改庶吉士，授检讨。乾隆五年，考选陕西道监察御史。七年，湖南巡抚许容劾粮道谢济世，下湖广总督孙嘉淦按治，将坐济世罪，八年二月，定疏陈容陷济世、嘉淦袒容状，录湖南民揭帖，谓布政使张璨、按察使王玠、长沙知府张琳、衡州通判方国宝、善化知县樊德贻承容指，朋谋倾陷；并述京师民谚，目容为媪，谓其妒贤嫉能如妇人之阴毒。疏入，上命户部侍郎阿里衮如湖南会嘉淦覆勘，并令定从往。会湖南岳常道仓德密揭都察院，发璨请讬私改文牍状，阿里衮至湖南，雪济世枉。上夺嘉淦、容等职，谕谓：“定为言官，言事不实，自有应得之罪谴。今既实矣，若止为济世白冤抑，其事尚小；因此察出督抚等挟私诬陷，徇隐扶同，使人人知所儆戒，此则有裨於政治，为益良多。至诸行省督抚举劾必悉秉公心，方为不负委任，若以爱憎为举劾，如嘉淦、容居心行事，岂不抱媿大廷，负惭夙夜？诸督抚当深自儆省，以嘉淦、容为戒。”定於是负敢言名。

　　转兵科给事中，巡视西城。求居民善恶著称者，皆榜姓名於衢。民有讼者，即时传讯判结。西山卧佛寺被窃，同官误以僧自盗奏，定廉得真盗，僧得雪。旋以母老乞归养。服除，复授福建道御史。疏论内务府郎中某朘民为私利，按治事不实，夺职下刑部，久之谳定，罢归。二十二年，上南巡，定迎驾杭州，复原衔。卒，年七十九。著有双柏庐文集。

　　仲永檀，字襄西，山东济宁人。乾隆元年进士，改庶吉士，授检讨。五年，考选陕西道监察御史。疏请酌减上元灯火声乐，略言：“人君一日万几，一有暇逸之心，即启怠荒之渐。每岁上元前后，灯火声乐，日有进御。原酌量裁减，豫养清明之体。”上降旨，谓：“书云‘不役耳目’，诗云‘好乐无荒’，古圣贤垂训，朕所夙夜兢兢而不敢忽者。惟是岁时宴赏，庆典自古有之，况元正献岁，外藩蒙古朝觐有不可缺之典礼。朕踵旧制而行之，未尝有所增益。至於国家政事，朕仍如常综理，并未略有稽迟。永檀胸有所见，直陈无隐，是其可嘉处，朕亦知之。”

　　京师民俞君弼者，为工部凿匠，富无子。既死，其戚许秉义谋争产。内阁学士许王猷与同族，嘱招九卿会其丧，示声气，且首君弼有藏钅强。步军统领鄂善以闻，诏严鞫，秉义论罪如律，并夺王猷职，旨戒饬九卿。六年，永檀奏：“风闻鄂善受俞氏贿万金，礼部侍郎吴家驹赴吊得其赀；又闻赴吊不仅九卿，大学士张廷玉以柬往，徐本、赵国麟俱亲会，詹事陈浩为奔走，谨据实密奏，备访查。”又言：“密奏留中事，外间旋得消息，此必有私通左右暗为宣泄者。权要有耳目，朝廷将不复有耳目矣。”疏入，上疑永檀妄言，命怡亲王，和亲王，大学士鄂尔泰、张廷玉、徐本，尚书讷亲、来保按治，摘永檀奏宣泄密奏留中果何事，又谓权要私通左右，此时无可私通之左右，亦无能私通左右之权要，诘何所见，命直陈。鄂善仆及居间纳赇者，皆承鄂善得俞氏贿，和亲王等以闻。上召和亲王、鄂尔泰、讷亲、来保同鄂善入见，上温谕导其言，鄂善乃承得白金千。上谕鄂善曰：“汝罪於律当绞。汝尝为大臣，不忍弃诸市。然汝亦何颜复立於人世乎？汝宜有以自处。”既又下和亲王等会大学士张廷玉、福敏、徐本，尚书海望，侍郎舒赫德详议，如上谕。乃命讷亲、来保持王大臣奏示鄂善，鄂善乃言未尝受赇。上因怒责鄂善欺罔，夺职下刑部，又命福敏、海望、舒赫德会鞫，论绞，上仍令赐死。家驹、浩并夺职。永檀答上询宣泄留中事，举吴士功密劾史贻直以对。和亲王等谘察大学士赵国麟等赴俞氏会丧虽无其事，然语有所自来。上乃奖永檀摘奸发伏，直陈无隐，擢佥都御史。

　　国麟独奏辨，言：“永檀风闻言事，以蒙恩坐论之崇班，而被以跪拜细人之丑行。事有流弊，宜防其渐。数有往复，当保其终。明季言路与政府各分门户，互相挤排，纲纪浸以大坏。在今日权无旁挠，言无偏听，宁为未然之虑，不弛将至之防。乞特降谕旨，明示天下，以超擢永檀为奖其果敢，宥其冒昧。嗣后凡诋斥大臣按之无实者，别有处分。则功过不相掩，而赏罚无偏曲。如以臣言过戆，乞赐罢斥，或容解退，以全初心。”上手诏谓：“超擢永檀，亦善善欲长、恶恶欲短之意，大学士所云，老成远虑，朕甚嘉纳。其入阁视事，毋违朕意。”而国麟求去益力，给事中卢秉纯劾国麟，谓：“上询国麟尝会俞氏丧否，出以告其戚休致光禄寺卿刘藩长，语无状。”上召藩长，令鄂尔泰、张廷玉、徐本、讷亲、来保按其事，因谓藩长市井小人，国麟与论姻，又尝奏荐，事非是。遣鄂尔泰等谕意，令请退。居数日，国麟疏不至，乃特诏左迁，留京师待缺。秉纯语过当，藩长刺探何缘被谴，不谨，皆夺职。

　　又擢永檀左副都御史。贵州瓮安民罗尚珍诣都察院诉家居原任四川巡抚王士俊侵其墓地，命永檀如贵州会总督张广泗按治，士俊论罪如律。河南巡抚雅尔图劾永檀自贵州还京师，道南阳，纵其仆挞村民，下部议罚俸。七年十二月，命如江南会巡抚周学健治赈，未行，永檀以密奏留中事告大学士鄂尔泰子鄂容安。上命夺职，下内务府慎刑司，令庄亲王，履亲王，和亲王，平郡王，大学士张廷玉、徐本，尚书讷亲、来保、哈达哈按其事。鄂容安、永檀自承未奏前商谋，既奏后照会。王大臣等用泄漏机密事务律论罪，上责其结党营私，用律不合，令会三法司覆谳。王大臣等因请刑讯，并夺大学士鄂尔泰职逮问，上谓鄂尔泰受遗大臣，不忍深究，下吏议，示薄罚。永檀、鄂容安亦不必刑讯，永檀受恩特擢，乃依附师门，有所论劾，无不豫先商酌，暗结党援，排挤异己，罪重大；鄂容安罪亦无可逭，但较永檀当末减。命定拟具奏，奏未上，永檀卒於狱。鄂容安论戍，上宽之，语在鄂容安传。

　　柴潮生，字禹门，浙江仁和人。雍正二年举人，授内阁中书，充军机处章京。累迁工部主事。乾隆七年，考选山西道监察御史。是岁旱，上降诏求言。潮生疏言：“君咨臣儆，治世之休风；益谦亏盈，检身之至理。臣伏读上谕有云：‘尔九卿中能责难於君者何人？陈善闭邪者何事？’此诚我皇上虚怀若谷、从谏弗咈之盛心也。今岁入春以来，近京雨泽未经霑足，宵旰焦劳，无时或释。惟是天时雨旸，难以窥测；而人事修省，不妨过为责难。修省於事为者，一动一言，纯杂易见；修省於隐微者，不闻不见，朕兆难窥。君心为万化之源，普天率土，百司万姓，皆於此讬命焉。皇上万几馀暇，岂无陶情適兴之时？但恐一念偶动，其端甚微，而自便自恕之机，或乘於不及觉，遂致潜滋暗长而莫可遏。则俄顷间之出入，即为皇功疏密所关。伏乞皇上於百尔臣工所不及见，左右近习所不及窥，朝夕愈加劼毖，岂特随时修省致感召之休徵已哉？”

　　八年，天津、河间二府大旱。九年，潮生复疏言：“河间、天津二府经流之大河三：曰卫河，曰滹沱河，曰漳河。其馀河间分水之支河十有一，潴水之淀泊十有七，蓄水之渠三；天津分水之支河十有三，潴水之淀泊十有四，受水之沽六：水道至多。向若河渠深广，蓄泄有方，旱岁不能全收灌溉之功，亦可得半。即不然，而平日之蓄积，亦可支持数月，以需大泽之至。何至抛田弃宅，挈子携妻，流离道路哉？水利之废，即此可知矣。甘霖一日不足，则赈费固不可已。臣窃以为徒费之於赈恤，不如大发帑金，遴遣大臣经理畿辅水利，俾以济饥民、消旱潦，且转贫乏之区为富饶。救时之急务，筹国之远谟，莫以易此。臣考汉张堪为渔阳太守，於狐奴开稻田八千顷，狐奴今昌平也。北齐裴延俊为幽州刺史，修古督亢坡，溉田万馀亩，督亢今涿州也。宋何承矩为河北制置使，於雄、鄚、霸州兴堰六百里灌田。明汪应蛟为天津巡抚，捐俸开二千亩，亩收四五石。今东西二淀，即承矩之塘泺，天津十字围，即应蛟水田之遗址。国朝李光地为巡抚，请兴河间水田，言涿州水占之地，每亩售钱二百，开成水田亩易银十两。上年总督高斌请开永定河灌田，亦云查勘所至，众情欣悦。臣闻石景山有庄头修姓，自引浑河灌田，比常农亩收数倍。蠡县亦有富户自行凿井，旱岁能收其利。霸州知州朱一蜚劝民开井二十馀口，民颇赖之。证之近事，复确有据，则水利之可兴也决矣。今请特遣大臣赍帑金数十万两，往河间、天津二府，督同道府牧令，分委佐贰杂职，除运道所关，及滹沱正流水性暴急，慎勿轻动，其馀河渠淀泊，凡有故迹可寻者，皆重加疏浚。又於河渠淀泊之旁，各开小河；小河之旁，各开大沟：皆务深广，度水力不及则止。节次建立水门，递相灌注。旱则引水入沟以溉田，潦则放闸归河以泄水。其离水辽远之处，每田一顷，掘井一口，十顷掘大塘一口，亦足供用。其中有侵及民田，并古陂废堰为民业已久者，皆计亩均分拨还，即将现在受赈饥民及外来流民，停其赈给，按地分段，就工给值，酌予口粮，宁厚无减。一人在役，停其家赈粮二口；二人在役，停其家赈粮四口。其馀口及一户皆不能执役者，仍如例给赈。其疏浚之处，有可耕种，即借予工本，分年徵还。更请别简大臣，赍帑金分巡直隶各府，一如河间、天津二府，次第举行。或曰：‘北土高燥，不宜稻种，土性沙硷，水入即渗，挖掘民地，易起怨声。前朝徐贞明行之而立败，怡贤亲王与大学士朱轼之经理亦垂成而坐废，可为明鉴。’臣按九土之种异宜，未闻稻非冀州之产，玉田、丰润秔稻油油。且今第为之兴水利耳，固不必强之为水田也。或疏或浚，则用官资，可稻可禾，听从民便。此不疑者一也。土性沙硷，是诚有之，不过数处耳，岂遍地皆沙硷乎？且即使沙硷，而多一行水之道，比听其冲溢者不犹愈於已乎？此不疑者二也。若以沟渠为捐地，尤非知农事者。凡力田者，务尽力而不贵多垦。今使十亩之地，捐一亩以蓄水，而九亩倍收，较十亩皆薄入孰利？况捐者又予拨还。此不疑者三也。至前人屡行屡罢，此亦有由，贞明所言百世之利，其时御史王之栋参劾，出於奄人勋戚之意。其疏亦第言滹沱不可开，未尝言水田不可行也。但其募南人开垦，即以地予之，又许占籍。左光斗之屯学亦然。是夺北人之田，又塞其功名之路，其致人言也宜矣。至营田四局，成绩具在。当日效力差员，不无举行未善，所以贤王一没，遂过而废之，非深识长算者之所出也。非常之原，黎民所惧，所贵持久，乃可有功。秦开郑、白之渠，利及百世，而当时至欲杀水工郑国。汉河东太守番系引汾水灌田，河渠数徙，田者不能偿种。至唐长孙恕复凿之，亩收十石。凡始事难，成事易。赓续以终之则是，中道而弃之则非。此不疑者四也。至水利既兴，招募农师，造作水器，逐年作何经理，俾永无湮塞，应听在事大臣详加筹画。皇上视民如子，凡有赈恤，千万帑金亦无可惜。即如开通京师沟道，估费二十馀万，以视兴修一省水利，轻重较然。况此举乃以阜财，非以费财。天灾国家代有，荒政未有百全，何如掷百万於水滨，而立收国富民安之效？纵有尧灾汤旱，亦可挹彼注兹，是谓无弊之赈恤。连年米价屡廑圣怀，尽停采买，岂可久行？捐监输仓，亦非上策。若小民收穫素裕，自然二鬴有资。臣访问直隶士民，皆云：‘有水之田较无水之田，相去不啻再倍。’是谓不竭之常平。近畿多八旗庄地，直隶亦京兆股肱，皆宜致之富饶，始可居重驭轻。汉武帝徙豪民於关中，明成祖迁富家於帝里，固非王政，不失深谋。若水利既兴，自然军民两利，是谓无形之帑藏。且雨者水土之气所上腾而下泽也，土气太甚，则水气受制。直隶近年以来，闵雨者屡矣。但使水土均调，自可雨旸时若，是谓有验之调燮。且水性分之则利，合之则害；用之则利，弃之则害。故周用有言：‘人人皆治田之人，即人人皆治水之人。’张伯行亦主此论。陆陇其为灵寿令，督民濬卫河。其始颇有怨言，谓开无水之河以病民；既而水潦大至，独灵寿有宣导，岁竟有秋。货殖者旱则资舟，为国者备斯无患，是谓隐寓之河防。今生齿日繁，民食渐绌。臣愚以为尽兴西北之水田，辟东南之荒地，则米价自然平减。但事体至大，请先以直隶为端，行之有效，次第举行。乐利万年，庶其在此！”

　　十年，疏陈理财三策，言：“治天下要务，惟用人、理财两大事。承平日久，供亿浩繁，损上益下，日廑宸衷；而量入为出，似尚未筹至计。礼曰：‘财用足故百志成。’若少有窘乏，则蠲徵平赋、恤灾厚下之大政俱不得施。迟之又久，则一切苟且之法随之以起。此非天下之小故也。顷见台臣请定会计疏，言每年所入三千六百万，出亦三千六百万。就今日计之，所入仅供所出。就异日计之，所入殆不足供所出。以皇上之仁明，国家之閒暇，而不筹一开源节流之法，为万世无弊之方，是为失时。臣等荷恩，备官台省，不能少竭涓埃，协赞远谟，是为负国。以臣之计，一曰开边外之屯田以养閒散，一曰给数年之俸饷散遣汉军，一曰改捐监之款项以充公费，三者行而后良法美意可得而举也。满洲、蒙古、汉军各有八旗，丁口蕃昌，视顺治时盖一衍为十，而生计艰难，视康熙时已十不及五，而且仰给於官而不已。局於五百里之内而不使出，则将来上之弊必如北宋之养兵，下之弊亦必如有明之宗室，此不可不筹通变者也。臣闻奉天沿边诸地，水泉肥美，请遣幹略大臣，分道经理。视可屯之处，发帑建堡墩，起屋庐，置耕牛农具，令各旗满洲除正身披甲在京当差，其次丁、馀丁力能耕者前往居住。所耕之田，即付为永业，分年扣完工本，更不升科。惟令农隙操演，数年之后皆成劲卒。逐年发往军台之人，令其分地捐赀效力，此后有原往者，令其陆续前往。此安顿满洲閒散之法也。汉军八旗已奉听其出旗之旨，以定例太拘，故散遣寥寥。今请不论出仕与否，概许出旗。其家现任居官者给三年俸饷，无居官者给六年俸饷。其家产许之随带，任其自便。则贫富各不失所，而五年以后国帑节省无穷。即一时不能尽给，分作数年以次散遣，都统以下、章京以上各官，改补绿旗提镇将弁。此安顿汉军之法也。臣又按耗羡归公，天下之大利，亦天下之大弊也。康熙间，法制宽略，州县於地丁外私徵火耗，其陋规匿税亦未尽釐剔。自耗羡归公，一切弊窦悉涤而清之，是为大利。然向者本出私徵，非同经费，其端介有司，不肯妄取，上司亦不敢强，贤且能者则以地方之财治地方之事，故康熙间循吏多实绩可纪，而财用亦得流通。自耗羡归公，输纳比於正供，出入操於内部，地丁公费，除官吏养廉无馀剩；官吏养廉，除分给幕客家丁修脯工资，及事上接下之应酬，舆马蔬薪之繁费，亦无馀剩。地方有应行之事、应兴之役，一丝一忽取公帑，有司上畏户、工二部之驳诘，下畏身家之赔累，但取其事之美观而无实济者，日奔走之以为勤。故曰天下之大弊也。夫生民之利有穷，故圣人之法必改。今耗羡归公之法势无可改，惟有为地方别立一公项，俾任事者无财用窘乏之患，而后可课以治效之成。臣请将常平仓储仍照旧例办理，捐监一项留充各省公用，除官俸兵饷动用正项，馀若灾伤当拯恤，孤贫当养赡，河渠水利当兴修，贫民开垦当借给工本，坛庙、祠宇、桥梁、公廨当修治，采买仓穀价值不敷，皆於此动给，以地方之财，治地方之事。如有大役大费，则督抚合全省而通融之；又有不足，则移邻省而协济之。稽察属司道，核减属督抚，内部不必重加切核，则经费充裕，节目疏阔，而地方之实政皆可举行。设官分职，付以人民，只可立法以惩贪，不可因噎而废食。唐人减刘晏之船料，而漕运不继；明人以周忱之耗米归为正项，致逋负百出，路多饥殍。大国不可以小道治，善理财者，固不如此。此捐监之宜充公费也。三法既行，则度支有定，经费有资，当今要务，无急於此者。伏乞皇上深留睿虑，敕公忠有识大臣，详议施行。”

　　寻迁兵科给事中，巡视北城。乞归侍母，孝养肫至。贫，以医自给。久之，卒。

　　储麟趾，字履醇，江南荆溪人。乾隆四年进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编修。进诸经讲义，援据儒先，责难陈善，辞旨醇美。十四年，考选贵州道监察御史。编修朱荃与大学士张廷玉有连，督四川学政，母死发丧缓。麟趾疏劾，语不避廷玉，高宗以是知其伉直。

　　尝大旱，麟趾应诏上疏，略言：“臣闻天道若持衡然。故雨旸寒燠，无时不得其平；而气化偶偏，必於亢阳伏阴示其象。然往来推行，久而必复其常者，天道之无私也。君道法天，亦若持衡然。故喜怒刑赏，无事不得其平；而意见偶偏，必於用人行政露其机。然斟酌损益，终必归於大中至正者，君德之极盛也。汉臣董仲舒曰：‘善言天者，必有验於人，天人相应，捷於桴鼓。春秋所以详书灾异也。’皇上至圣极明，岂复有纤芥之事足以召祲而致灾者？但愚臣蠡测管窥，以为自古人主患不明，惟皇上患明之太过；自古人主患不断，惟皇上患断之太速。即如擢一官、点一差，往往出人意表，为拟议所不及。此则皇上意见之稍偏，而愚臣所谓圣明英断之太过者也。史臣之赞尧曰：‘乃圣乃神。’宋儒朱子曰：‘圣人，神明不测之号。’夫所贵乎不测者，错综参伍，与时偕行，而非於彼於此不可思议之谓也。此虽不足上累圣德万分之一，然臣尤原皇上开诚布公，太和翔洽，要使天下服皇上用人之至当，不必徒使天下惊皇上用人之甚奇。若云防微杜渐，不得不尔，则国法具在，试问诸臣行事邪正，又谁能欺皇上之洞鉴者？抑臣又闻之，唐臣韩愈曰：‘独阳为旱，独阴为水。君阳臣阴，有君无臣，是以久旱。’今皇上宵衣旰食，焦劳於法宫之中，而王公大臣拱手备位，不闻出其谋画，上赞主德，辅宣圣化。是君劳於上，臣逸於下，天道下济而地道不能上行。其於致旱，理或宜然。臣区区之忱，原皇上虚中无我，一切用人行政，不改鉴空衡平之体。又於一二纯诚忧国之大臣，时赐召对，清宴之馀，资其辅益。必能时雨时风，消殄旱灾矣。”

　　麟趾累迁太仆寺卿，移宗人府府丞。引疾归，家居十馀年。卒，年八十二。

　　论曰：谏臣之益人国，最上匡君德，次则绸缪军国，洞百年之利害。若夫击邪毖患，岳岳不避权要，固亦有不易言者。高宗嗣服，虚己纳谏。一士、慎修、潮生、麟趾，其所献替，合陈善责难之谊。潮生所论理财三策尤闳远，惜不能用也。定劾许容，永檀弹鄂善，皆能举其职者。永檀乃以漏言败，异哉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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